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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初次收入分配应特别注重公平问题
日期: 2018年12月18日

林毅夫:初次收入分配应特别注重公平问题
 
[导读]要在一次分配中达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而把二次分配作为补充手段,解决初次分配可能会遗留的一点问题。需要强调的是,这不是反对二次分配。当前的分配制度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不照顾公平,然后由二次分配再来解决公平的问题,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既不能实现效率,也无法达到公平。”

   

  收入分配是中国当前最受关注的社会经济问题之一

  改革前的中国是一个收入水平较为平均的社会。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加深,一部分的地区和个人先富了起来,结果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不仅城乡收入差距在扩大,城市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待业、失业以及退休的低收入群体。此外,还出现了一系列如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等关系到民生的大问题。虽然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现在的生活条件与过去相比应该是改善了,即使在贫困地区基本的温饱问题也得到了解决,但由于出现了这些社会问题,社会上的不满情绪有所增加,甚至出现了一种怀旧思古的情绪,认为过去虽然穷,但穷得平均,现在虽然比过去富裕了,但与那些先富、快富起来的人相比,很多人反而显得更穷了。

  总的来说,收入分配不均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中国宏观经济的治理,也关系到社会和谐的建立。社会上对于改善收入分配问题有很多呼吁,希望通过二次分配来解决这个问题。通过二次分配来解决初次分配没有解决的问题,这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不能在一次分配中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而寄希望于二次分配,我个人认为,这很可能会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

  因此,要在一次分配中达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而把二次分配作为补充手段,解决初次分配可能会遗留的一点问题。需要强调的是,这不是反对二次分配。当前的分配制度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不照顾公平,然后由二次分配再来解决公平的问题,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既不能实现效率,也无法达到公平。

  “初次分配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至少应该有两层含义。第一,经济增长要快,整体收入水平要不断提高,这一点非常重要。第二,何谓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就是指在经济的快速增长过程中,穷人的收入增长速度要高于富人,这样才有望达到公平。而要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在保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使得收入分配状况不断改善,关键就在于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产品和技术。

  中国目前的比较优势,总的来讲还是劳动力比较多,劳动力价格相对便宜。按照这个比较优势来发展,首先,就会形成很多劳动力密集的产业,包括制造业、服务业,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当中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区段,从而可以创造很多就业机会。众所周知,穷人和富人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穷人除了劳动力之外没有多少可以获得收入的资产,而富人的收入增加主要靠资本,用资本雇用别人去赚钱。如果中国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创造出很多的就业机会,就可以让那些依靠自己的劳动力来获得收入的穷人得以充分就业,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其次,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中国就能提高竞争力,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从而获得最大的利润和剩余,资本就会快速积累,而劳动力的增加受人口增长的限制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就会不断改变,从劳动力较多、资本较少,逐渐变为资本较多、劳动力较少,这个转变过程也体现在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如果出现资本较多、劳动力较少的局面,要素的稀缺程度反映在价格上,就是工资不断上升,资本回报不断下降,也就意味着穷人拥有的资产不断升值,而富人拥有的资产不断贬值,在此过程中收入分配状况不断得到改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地区之所以被称为“东亚奇迹”,就是因为它们一方面保持了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还不断改善了收入分配状况,这是有实证经验支持的。

  那么如何进行改革,才能实现一次分配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呢? 

  第一,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是改善金融结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与劳动力结合才能形成生产力,中国目前有竞争力的产业绝大多数还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包括制造业、服务业。但是,这些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得不到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而很难发展起来。

  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自上而下进行的,一开始就建立起很多大型国有企业,同时建立了为大企业服务的大型国有银行和股票市场,但并没有能够满足中小企业和农户资金需求的中小金融机构。因此,我们首先要“补课”,鼓励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

  第二,提高资源税(费)。中国目前资源的税费大概只占资源价格的1.8%,但是从国外的情况来看,以石油来说,在美国,地面石油税费占其价格的12%,海上石油是16%。另外,从量计征要改成从价计征,当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以后要征收暴利税,使收益变得更为合理。但是,现在的政策设计还有一个难点,即原来的国有矿产企业有很大的社会负担,政府通过压低资源税费对这些企业进行补偿,然而后来出现的很多非国有矿产企业都没有这种社会负担。因此,比较适当的做法就是剥离现有的国有矿产企业的社会负担,通过社会保障体系来解决它的负担问题,然后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来征收资源税。

  第三,取消行政垄断,对不能引入竞争的垄断行业加强监管。垄断性行业引入竞争之后,价格下降,利润也随之下降。在不宜引入竞争的行业,比如电力,政府要加强对其价格、成本和收益分配的监管。

  如果这几个方面都能够做好,就能有一个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市场中的各个产业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生产出口,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就进口来补偿,国内、国际市场得到较好的均衡。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竞争能力增强,政府不再需要过多地保护和补贴,寻租行为减少,社会风气得到改善,最终使得在初次分配的过程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城乡、地区的收入差距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全面改善。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本文选编自作者新近出版的《解读中国经济》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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