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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栋豪 走进社会法益保护的新时代
日期: 2019年10月19日

走进社会法益保护的新时代

邵栋豪

不论国别和时代,翻开任何一部刑法,都可以将纷繁复杂的法益明晰划分为三类:国家法益、社会法益和个人法益。

其中,国家法益是指意识形态、基本制度和权力运作秩序,如国家制度、司法制度等;社会法益是指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公共秩序和基础条件,如公共安全、环境秩序等;而个人法益则是指与个体直接相关的各类权利,如生命健康、财产权等。三者的有机结合构建出特定国家或地区在特定时期的立体刑法体系,该体系不同时空地会呈现出厚重不一的差别并反映着法治发展水平。

由于社会法益是任何社会正常运转的共通要件,颇具“中立”色彩,因而法治向度的标杆便插在国家法益或个人法益之上,从而标明着法治文明程度的高低。正是在这层意义上,社会法益表现出从属性,它必定从属于该国或地区特定时期立法所侧重保护的一极,要么国家法益要么个人法益,因而,具有“中立”色彩的社会法益实际上并没有独立价值和地位,特定时地的法治昌明程度决定着法益保护的重点和社会法益的最终归属。法治文明落后时期侧重于国家法益,社会法益从属于国家法益而被一体保护;法治文明发达时期则侧重于个人法益,社会法益附属于个人法益而被整体囊括。

探究社会法益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从古老的西亚到悠久的希腊,从法制完备的古罗马到黑暗的中世纪欧洲,从《乌尔纳姆法典》到《撒利克法典》,从东方到西方,社会法益一直努力从国家法益的襁褓中挣脱,从藕断丝连的破茧而出到“刀切豆腐”的两面精光,社会法益总试图在国家与个人法益的夹缝中寻求自己的独立领地,但其本身公共性的特质决定了它不可能超脱国家或个人法益的“羁绊”而拥有自由的天空。

然而,刑事法治的发展规律又决定了社会法益一定会从对国家法益的依赖中走出而最终贴附到个人法益之上,这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人权保障的不二选择。法治发展的任何阶段都需要交通秩序和社会秩序,也离不开最低限度的环境安全,作为不同社会形态的共通部分,社会法益理应为个体发展提供最基本的生活秩序和物质条件,而不应随国家形态的改变而不断被强化权威特征,这是事物发展的本然而不能被违背,法治的发展最终也将尊重并回归这一规律。古西亚《赫梯法典》对典型公共危险犯———放火罪的处罚会因自由人和奴隶而大相径庭,其本质是维护专制的奴隶制度;古罗马《关于作假的科尔内利法》对伪造、变造遗嘱和货币等行为的处罚出人意料地与宗教神明挂钩,显然是为了荫庇作为政治制度组成部分的宗法体制。而法治落后时代的个人法益保护仅仅被简化为同态复仇或报应,且主要是针对严重的自然犯,其实质不过是国家为了政权的长治久安而以国家惩罚权代替私人报复,不过是国家对个人私力救济权的威势剥夺。

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综合体,相应的法益保护也应充分重视个体生存所必需的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这种秩序和利益的普遍性不会因国家更替、政权更迭而有丝毫改变。任何时代、任何国度的个体都有权饮用纯净的水、呼吸新鲜的空气、拥有安全的交通秩序、吃到无毒无害的食物等等,从事物的本然讲,作为公共安全基本表现形式的社会法益最终还应是为了个人法益而存在,无论放火还是危险驾驶,侵犯的仍然是具体的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权,因此,社会法益是以特殊形式表现出来的个人法益的集合;是井喷出来的个人法益的综合体,井喷“水柱”长短正反映着不法程度的高低之别。社会法益的公共性决定了对其应当采取提前化的保护方式,因为危害结果一旦造成,受到犯罪影响的就不再是特定个体,而是不确定的个人和财产,因而社会法益必然会前置于具体个人法益之前作为屏障而存在,如果对社会法益与个人法益以相同标准进行保护,则显然会经削弱社会法益自身的属性——公共性。维护社会发展所必需的最基本的公共生活秩序是对国家的最低限度要求,任何国家都有义务进行强有力保障,责无旁贷。

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二十世纪后半叶人类进入风险时代,其典型特征是财富的生产伴随着风险的出现,因而风险的界定和分配都要求法律必须配套跟进,这同样对刑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原来以结果发生为既遂标准的犯罪评价标准受到极大挑战,因为社会法益的公共性特征决定了其遭受侵害的不确定性和无法预测性,固守以结果发生为刑法介入标准的思维显然已不能对社会法益进行有效保护,对个人权益的重视呼唤刑罚权在社会法益中的提前介入。同法治落后时期一样,即便在法治文明发达时期,社会法益也仍然不具有独立性,不过,此时它已不再依附于国家法益,而是贴附于个人法益之上。对个人法益的保护也不再以报应刑为唯一内容,而是综合考量预防等要素。

为应对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我国刑法系列修正案从立法上做了充分调适,将涉及社会法益的危害公共安全行为新设和修正为抽象危险犯,如危险驾驶罪和生产、销售假药罪等;同时,刑法修法也开始凸显出有别于大陆法系的法理与现实特色,即在社会法益的构成要件中明确吸纳个人法益而非原来的简单内含于其中,如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等,这彰显出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尊重。这类行为既不要求发生法益实际受损的结果,也不要求法益遭受侵害的具体危险,只要行为具有经验性、一般性的危险即可以刑法介入,其目的是塑造国民的规范意识,培养良好的刑法认同感。

转型时期,通过修法合理设置抽象危险犯以规制侵害或威胁社会法益的行为是适当的,因为,每个个体都是规范的约束者,同时也是规范的受益者。(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生)

信息来源:http://newspaper.jcrb.com/html/2011-07/28/content_76374.htm

编辑:武宜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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